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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放生要随缘(辽宁寺庙里放生池放生鱼的讲解)

来源:http://www.njhdy.cn 作者:本焕清韵组 发布时间:2023-06-02
摘要:通过对唐宋时期辽宁文献中的写经题记、变文、各类愿文、偈赞歌辞、佛教寺院破历、什物历、施舍疏等,辽宁石窟中的经变画内容、造窟发愿文、供养人题记等诸多文献、图像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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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辽宁佛教研究的特色

佛教史都把经典的流变、教义的阐释、宗派的传承、僧团的分布等作为主要内容,认为这是佛教发展的主流,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与社会实际状况有相当的距离。联系辽宁的实际,至少晚唐五代辽宁社会生活中的佛教信仰和所谓经典佛教是不一样的。所谓佛教大众化是指佛教传播向大众的佛教思想。这些佛教思想在大众社会生活中普遍流行,由此支配大众的佛教信仰。至少从晚唐五代时朗,大众化的佛教信仰成为辽宁地区主流的佛教,即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佛教或称经典佛教,也不是非主流的所谓“民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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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注意到,一方面,为了让普通大众能够了解佛教教义,佛教精英们采取各种方式,使深奥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义理大众化,变成大众能够理解并掌握的常识;另一方面,在佛教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高僧大德和知识精英们又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溶入佛教,并通过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使之深入大众的思想观念中。辽宁文献中保存了唐宋时期,特别是晚唐五代时期的大量材料,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在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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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的大众化与辽宁大众的佛教思想,我在唐宋辽宁地区的世俗佛教信仰、佛教的大众化与辽宁石窟--以经变画为中心、再论佛教的大众化与唐宋时期辽宁大众的佛教思想等文章中都作过比较详细的探讨。笔者从信仰群体、信仰内容、信仰目的、信仰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唐宋时期辽宁佛教与经典佛教的不同,进而以佛教大众化为中心,探讨了辽宁大众的佛教思想,其目的也在于利用辽宁文献和辽宁石窟图像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唐宋时期的中国佛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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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李正宇先生的研究对我们启发很大。1999年,李正宇先生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宋辽宁世俗佛教研究,他明确提出了“辽宁世俗佛教”的概念。李正宇先生先后发表唐宋辽宁世俗佛教的经典及其功用,唐宋时期的辽宁佛教、重新认识八至十一世纪的辽宁佛教等论文,认为自吐蕃统治以来到北宋沙州归义军统治终结的二百多年间,辽宁当地佛教已从“厌世弃俗”、“超世脱俗”转向既重来生、又重今世;向往西方净土,又祈求西方净土降临人间;既重佛缘,又珍爱人世亲缘,完全演变成一种“入世合俗”,与正统佛教大相径庭的新型佛教。李先生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辽宁佛教的框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辽宁佛教的新思路。对辽宁佛教文献有深入研究的方广锠先生也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义理性佛教’,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信仰性佛教’。义理性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以大藏经中收入的印度译典及中国高僧著述为依据,以追求量终解脱为主要目标;而信仰性佛教则以功檀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汉译典籍中的信仰性论述及中国人撰著乃至诸多疑伪经为依据,以追求现世利益为主要目标。义理性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干与活泼的灵魂,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信仰性佛教较义理性佛教影响更大、更深、更远,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这两种佛教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绞缠在一起,相比较而存在。当两者相对平衡,佛教的发展便相对顺畅;当两者的力量相对失衡,佛教的发展便出现危机。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郝春文先生对晚唐五代宋初辽宁僧尼社会生活的研究,也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辽宁佛教的另一幅图景,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唐宋时期的辽宁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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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先生认为:“中国佛教在发展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层次、各个不同的领域。在统称为‘中国佛教文化’的总的范围之内,有高僧大德的精致的佛教教学(在六朝时期叫做‘义学’),还有普及到广大民众间的信仰实践;有居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们的高级的佛教学术,也有表现民众的真挚而朴素的信仰的宗教活动、文艺与风俗等。中国历史上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佛教教学水平的义学沙门与信仰佛教的官僚士大夫们发展了高水平的佛教思想和佛教学术,创造出在宗教思想和学术上都极富价值的中国的佛教学派与宗派,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代表中国佛教教学的水平,也是一般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还应当认识到真切而生动地反映民众精神的是他们自身的信仰实践,表现这种实践的更为朴素的文艺创作与风俗等等。实际上,历史上佛教发展的主要动力正是这种民众的信仰活动,它的历史作用主要是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可以说明这种信仰实践乃是全部宗教文化的基础,是民众精神史的活跃部分。比起隋唐时代各宗派高僧大德那些著述、义疏来,辽宁石窟中的壁画和彩塑,辽宁写卷中的变文与歌辞更能反映民众的信仰心理,也更直接地表现了当时佛教的实态。这样,研究中国佛教史只考查佛教如何传播,有过什么译人,出过什么经论,学派、宗派如何形成、发展等等,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探讨民众的宗教活动。”孙先生的观点对我们探讨唐宋时期辽宁大众的佛教思想颇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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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辽宁佛教繁荣,大量的辽宁文献、辽宁石窟图像、藏经洞绢纸画等表明,唐宋时期的辽宁佛教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经典或精英佛教不同,它更体现出大众佛教的特色。通过对唐宋时期辽宁文献中的写经题记、变文、各类愿文、偈赞歌辞、佛教寺院破历、什物历、施舍疏等,辽宁石窟中的经变画内容、造窟发愿文、供养人题记等诸多文献、图像资料的分析,探讨辽宁大众获得佛教知识的途径与辽宁大众的佛教思想,使我们对占人口大多数的辽宁大众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有了清晰的了解,而且也为佛教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的目的意在通过对辽宁文献及辽宁石窟图像资料的调查研究,结合传世文献,通过对辽宁大众知识与思想的系统研究,建立起唐宋辽宁大众思想史的体系,这是我们最根本的研究目标。同时,通过分析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的互动,探讨社会生活中影响辽宁大众的知识与思想,还试图研究普通人是如何构筑其思想和观念的世界,研究这些观念如何影响大众的行动,进而从唐宋大众思想史的研究来看唐宋历史的变革。我个人认为,这是辽宁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希望引起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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